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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首长把那份签了字的文件递给秘书，声音不大，但压住了全场的骚动。

    “查。”

    一个字，没有多余的解释。

    秘书立正，转身快步走向会场侧面的通讯室。

    三分钟后，通讯室的门开了又关，几名穿着不同军种制服的干事拿着电话记录本进进出出，脚步匆忙。

    主席台上的气氛凝重得像一块铁。

    十分钟。

    第一份电报记录送到了首长面前。

    首长的秘书弯下腰，用只有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快速汇报。

    首长的眉心越拧越紧，握着扶手的手指骨节发白。

    第二份，第三份，第四份。

    汇总上来的信息越来越多，每一条都像一根钉子，钉在五年前那桩被尘封的血案上。

    赵勇的母亲因为没有烈士家属医疗补贴，肺病拖成了重症，至今还在县医院的普通病房里耗着。

    孙铁柱的女儿因为户口本上父亲的牺牲原因被篡改为“训练意外”，无法进入军区子弟学校，只能在镇上的小学念书。

    马文昌的母亲双目失明后，被亲戚嫌弃是累赘，申诉了五年，连一份“因公牺牲”的证明都拿不到。

    首长的秘书汇报完最后一份材料，退后半步，低着头，眼眶红了。

    会场里没有人说话，但所有人都从主席台上那片死寂里嗅到了暴风雨来临前的味道。

    首长从座位上站了起来。

    他没有走向话筒，就站在自己的座位前面，目光扫过台下那四百多张军装笔挺的面孔。

    “刚才，陆川同志念了十一个名字。”

    他的声音不高，但每一个字都清晰地砸进会场最后一排的角落。

    “我现在告诉你们，这十一个名字背后的十一个家庭，有七户，至今没有拿到烈士抚恤金。”

    台下响起一片压抑的抽气声。

    “其中三户，牺牲战士的档案被人恶意篡改，‘为国捐躯’变成了‘意外身亡’。”

    -“他们的家人申诉无门，他们的孩子上不了学，他们的老人看不起病。”

    首长伸出手，秘书立刻递上了一支钢笔和一份空白的军委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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