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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容善提起考篮，走进号舍。他把木板重新架好，坐下。整条巷道忽然安静下来，像是所有人都把呼吸压到了最低。

    天渐渐亮了。明远楼上传来一声鼓响，震碎了晨曦的寂静。考题被差役举着木牌，沿着号舍的巷道缓缓走过。容善探出头，看清了木牌上的字——

    第一场，四书义三道，五经义四道。

    四书题三道：一、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二、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”三、“禹，吾无间然矣。”

    容善的目光停在第三道题上。他在通铺里听孙懋为这个“间”字跟人争过——朱子注为“罅隙”，孙懋偏说可以解作“非议”。那时周瑾只说了两个字：“你写。”现在真轮到他写了。

    他不写“非议”。他写得规规矩矩。朱子注说“罅隙也”，他就把“罅隙”二字规规矩矩地嵌进承题，让考官一眼能看见朱注的影子。他不是孙懋。他只知道他要把能写的都写了，把知道的都落在这张纸上。

    他提起笔。号舍里很静。静得只剩下磨墨的声音——他的墨，隔壁的墨，整条巷道里无数方砚台上同时响起的磨墨声，沙沙的，像一片细雨落在瓦上。他听着这片声音，心里忽然安定了一些。不是因为他准备好了——他从来没有真正准备好。是因为他终于坐进了这里。那些在通铺上度过的清晨和深夜，那些揉成一团又一团的废纸，郑俭手稿上密密麻麻的批注，所有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坐进这间三尺见方的号舍，面对这张木牌上的几行字。

    第一道题，破题：大学之道，明德其体，新民其用，至善其归。他在那些清晨拆解过无数次，此刻笔尖自己知道往哪里走。第二道题，破题：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他记得郑俭手稿里的批注——破题须从“天”字破入，不可只破“性”字。第三道题，破题：圣人赞禹，以其无可非议。他把每个字都写得端端正正，每一笔都像个练了几个月八股文的人该有的样子——不是自己的，是规矩的。

    七篇文章，他写了整整一天。写到第七篇的束股时，手指开始发抖。不是冷，是写了一整天，指节僵了。黄昏时分，收卷的梆子响起。他把试卷按顺序叠好，吹干墨迹，看着差役用封条封好。封条贴在卷面上时发出一声轻微的脆响。然后他弯腰钻出号舍，站直身子。夕阳正沉到贡院围墙后面，天边一片灰蓝。他站了一会儿——二月的泥土正从冻里松出来，发出极细极轻的剥啄声。春天正在他脚下悄然复甦。

    他提起考篮，沿着来时的路往外走。甬道里挤满了往外走的举子，没有人说话。脚步声沙沙地响着，像一片疲惫的潮水退去。

    这天晚上回到客栈，王贤坐在铺位上，手里握着笔，在膝盖上虚画着什么。周瑾靠在墙上，膝上摊着一本书，翻了两页又合上了。郑俭缩在角落里，用那块缺了角的旧砚慢慢磨墨。没有人对答案，没有人问“你写了什么”。他们只是各自沉默着，把第二场的论题格式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过。

    二月十二日，第二场。论一道、判五道、诏诰表选一道。论题是《人主和颜受谏》——讲唐太宗与魏徵。容善在警局写过无数报告，核心就是说清楚一件事。他把这个思路套进八股框架，每一个字都落在一个确定的位置。考到判语时，他在草稿上把“判曰”二字先写好，逐条往下填。每填完一条，就在旁边用极小的字写一个“记”——和在通铺上抄程文时一样。不是刻意写的。只是手自己写了。

    这天晚上回到客栈，王贤忽然说了一句：“我第二场的判语，有一条写错了格式。”没有人问是哪一条。没有人安慰他。周瑾只说了两个字：“过了。”王贤沉默了一会儿，把考篮往墙角一放，倒头便睡。

    二月十五日，第三场。经史时务策五道。其中一道关于安南。安南。他写不出具体的地理和民情。

    他放下笔，闭上眼睛。

    片刻之后，重新提起笔。安南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郡县，五代时独立，洪武年间接受册封。治理交趾，重在“因俗而治”——保留当地的风俗习惯，不强行改变。这些不是他从史料里背出来的，是他从现代治理经验中推导出来的。他把笔放下时，手指在发抖。不是因为冷，是因为他把能写的都写了。没有保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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